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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從中美貿易戰前因后果著筆，分析國內經濟痛點，立足全球棉紡織行業發展歷程，提出我國棉紡織行業或應處于第三階段的末、第四階段初的水平。中國棉紡織優勢與人民的勞動氛圍有密切關系。雖然1979年以來，中美雙方貿易摩擦不斷，但這次中美貿易戰或將給中國紡織品服裝等商品的出口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困惑，一定程度上加速中國紡織業制造業走向后續的質量提升數量大幅削減的發展階段。同時印度紡織發展迅速，中國棉紡產業必須提前布局。

第一篇 貿易戰的前因后果

一紙貿易戰，驚醒大國夢。經貿格局巨變，我們還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氛圍里懵懵懂懂。美國此番對全球貿易伙伴的“折騰”，從一開始就不是“說說而已”。特朗普的“重振制造業”，某種程度上與中國“新時代”發展高質量制造業戰略思想不謀而合。這是巧合嗎？答案并不是。

眾所周知，制造業是一國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對于GDP的貢獻占比很大。如圖所示：

歷年來美國制造業對GDP增長的拉動

2017年美國制造業對GDP增長的拉動

歷年來中國制造業產值與GDP對比圖

從上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制造業對GDP的拉動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之前呈略降趨勢，而中國制造業卻在穩步增長，但與GDP增速剪刀差一直在擴大，說明中國制造業近年來已經越發落后于GDP的增幅。中國經濟實力逐年壯大是美國等老牌發達國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近年來中國與發達國家GDP對比

第二篇 國內經濟結構問題

房價是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所矚目的敏感話題，房地產行業發展已經超乎幾代人的想象。因為房價持續上漲和房貸壓力，國人除房子以外，對各種商品消費需求，包括日常消費大品類和紡織服裝等，均有日趨縮減的趨勢，導致各行業特別是制造業漸顯經營困難，產業和產品升級顯得既無心又無力，國民收入及就業的穩定性現隱憂。于是，民眾和機構“一夜暴富、急功近利”的投機心理，成就了“股災→大宗商品狂歡→高房價→同業業務”怪圈。而“樓市”則被評為最具投資價值和保值的市場。各金融機構資金不愿進入投資周期較長的實體經濟，資金在“同業業務”空轉，或“出表”和“委外”給各種投資、理財機構，在以上多個投資市場輪動，“脫實向虛”便形成了。高新科學技術開發及應用等提高生產力的舉措，才應是任何時代都是正確發展之道。

房地產商出身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自然非常清楚房地產的死穴在哪里。過高的中國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世界平均的“房價收入比”。而銀行“房貸”和中國“房奴”則已經被高位套牢，高層的竭力維穩房價，或許就是那匹“差了幾根稻草”就能壓垮的駱駝。這一點，作為旁觀者的特朗普或許早已心知肚明。振興美國、遏制中國，無限期的加息周期將股債匯房等投資市場資金引流到美國、貿易戰遏制中國的出口加工貿易進而重啟美國制造業，讓中國苦撐的現行經濟結構“塌方”，用經濟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或才是特朗普智囊團的高妙之處。美國人將中國古老的“孫子兵法”運用的淋漓盡致。

中美日房地產業和相關建筑業增加值及其占GDP比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日本國家統計局、同策研究院整理。

由上表可知，按照廣義房地產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來作比較，我國目前房地產的貢獻率要高于美國和日本。2016年我國該值為16%，同期美國為14.53%，日本在13.5%左右（根據過去六年較為穩定的歷史值推算）。數值高出的部分主要來自于與房地產相關的建筑業，這符合中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對于新建房屋的持續需求，而美國和日本的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房地產相關的建筑業對GDP的貢獻率相對較低。

注：以上圖表及觀點、數據，引用自央行參事盛松成《中國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嚴重低估》一文。文章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2016年房地產業的增加值為48190.90億元，對于GDP的貢獻率為6.48%。根據盛松成觀點的測算，實際該值在12%左右，被低估了約5.52個百分點。

第三篇 紡織業在多個發達國家的興衰史

在世界紡織業發展史上，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意大利、韓國等當年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都曾經以紡織業作為經濟發展起步階段的首選行業。從英、美、日等國紡織業由興盛轉向衰落的過程來看，紡織行業是有生命周期的。紡織業是勞動密集性產業，特點是投資較少、見效較快、生產周期短、與多數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消費品和能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等。所以，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階段，都會選擇作為紡織業作為起步的首選產業。但隨著經濟發展及各種要素的改變，其地位將逐年下降。因此，近年來出現的“產業轉移理論”，或許能更好的詮釋世界紡織制造中心的變遷。

所謂的產業轉移，就是企業將產品生產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產地轉移到其他地區。在原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陳蓉芳的《產業轉移理論與國際紡織制造業中心的變遷》論文中，對產業轉移做出這樣的描述：“產業轉移亦可稱為產業區域轉移，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某一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主要緣于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自發行為，這是一個包含國際間與地區間投資與貿易活動的綜合性要素與商品流動過程，是具有時間和空間維度的動態過程。它也是國際間或地區間產業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轉移國或地區與轉移對象國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文章引用了原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坦的學術作品，定義了“世界工廠”的概念，稱“世界工廠”就是全球制造中心，一方面體現在它的總體制造能力上，另一方面也體現在某些領域、某些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先地位，其制造業產品主要是是為世界各國生產的，制造規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響全球的產量和價格。文章稱，現代制造業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工廠概念，內涵相當豐富，它的中心已經不在“加工”的聚集點上，甚至加工也不在一個聚集點上，而是全球化。產業的靈魂在何處，何處就是中心。制造業中心的代表國家是美國，美國的崛起取代了英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而不是英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美國的經濟發展始終以國內市場為起點和依托，當國內市場過剩時，國際市場的拓展進一步確立了美國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繼美國之后，日本、意大利等都曾作為過國際紡織制造中心。

世界紡織發展史上，英國、美國、日本都曾走過了“起步—輝煌—衰減”的過程，英國還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美國曾被稱為世界制造中心。日本、香港、意大利都成為過世界紡織制造中心。但是現在，特朗普似乎要打破這些歷史規律了。

英、美、日三國紡織制造業歷史的各階段發展情況

文章總結紡織業由盛到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技術因素、制度因素和市場因素。

從英美日三國情況看，概括如下：

1、紡織制造業本身的關聯效應。具體指紡織制造業通過自身的擴張，增加了紡織機械的龐大需求，刺激了機械制造業的發展，促成了相關工業部門的興起。

2、工業深化的客觀需求。紡織制造業帶動了交通運輸業等多種行業的發展，客觀上增加了對能源、原材料和機械設備的需求，重工業開始大幅增長，包括紡織品在內的輕工業比重及發展開始下降。

3、重復投資擴大產能導致產業國際轉移。當紡織制造業成為過剩產業時，對發達國家來說，隨著紡織技術的廣泛傳播，本國的技術優勢逐漸消失。資本、原料、勞動力等要素的成本開始起到關鍵作用，擁有充足原料和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優勢凸顯。這時，發達國家會把紡織業制造業通過直接投資等途徑轉移到原料和成本較低的國家，而自身則由出口國變為進口國。

基于上述幾種情況，多數大國紡織業衰落了。

第四篇 中國是否步入老牌發達國家紡織業興衰的后塵

我國紡織制造業真正成為“中國世界工廠”一部分的時點，應該是在1994年。當時在經歷了幾年“限產砸錠”、淘汰落后產能后，中國紡織業得以重新整合。為適應當時的經濟金融及貿易局勢，時任副總理朱镕基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5.76到8.60一次貶值到位。也就是從這時起，中國出口加工貿易開始高速發展，經歷了以加工出口貿易促進經濟騰飛的所謂“黃金10年”，成就了“世界工廠”地位。2007-2010年的金融危機期間，紡織業發展和出口貿易進入非正常階段。到2011年至今階段，表面看中國紡織業生產恢復較為穩定（美元計價下，因人民幣匯率偏強導致總金額虛高而數量并沒有增加），但增長幅度卻全面轉為負增長。

近年來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走勢圖

注：以美元作對比，走勢下行表示人民幣升值

中國不但出口額及出口增長率在下降，而且產能和增長率也在下降。

1999-2017歷年來中國紡織品（紗）和服裝業累計產成品比去年同期增長（%）：

注：剔除2007-2010次貸危機時期數據

圖中顯示，金融危機后至今，國內紡織品（紗）和服裝類產成品以美元計價雖然變動不大，但增幅大幅下降，人民幣匯率走強致使實際金額虛增，實際增長幅度大幅走低。

而且，圖中紡織品（棉紗）的增長率始終低于服裝，新興紡織國家的棉紗等半成品對中國市場的沖擊明顯。

那么，中國紡織業目前處于何種地位？如何評估當今中國紡織業所處發展階段呢？我們還是引用陳蓉芳《產業轉移理論與國際紡織制造業中心的變遷》文章中，美國北卡萊羅納州立大學Peter kilduff教授的“紡織制造業經濟持續發展理論”分析一下問題。他依據主要產品、產業成長、進出口量、產業策略、生產能力、產業結構等項目指標，結合紡織制造業的發展特點，將紡織制造業的發展合并歸納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紡織制造業的維生階段。特點是以天然纖維為原料，手工生產的傳統民族特色產品。行業發展速度很慢，進出口數量不多，國內市場規模小難以進入，國民經濟以農業生產為主自給自足。

第二階段是紡織制造業的起飛階段。特點是以天然纖維為主的紡織品和成衣。產業處于加速成長的后續整合期，產品結構向縱向發展，成衣類的出口開始增長，成為大宗類別的紡織品出口。同時成品布和化纖進口快速增長，代加工是主要的出口生產加工方式。服裝產品多樣化，傳統的紡織品生產是其競爭優勢，但自身市場仍舊規模小難以進入。

第三階段是多樣化的整合。產品的內容和范圍更加廣闊，化纖織品、家紡也得到了發展，發展速度由高峰滑向平緩。成衣類出口達到峰值。化纖和紗、布等紡織品出口迅速增長。代加工時代終結，轉而生產中檔產品。國內經濟進入快速工業化時代，城市化加速人口快速增長，國內市場快速擴大并容易進入。

第四階段，原來的大規模生產模式結束，轉向設計生產高附加值產品階段。特點是國民經濟發展到成熟的工業化階段，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產業成長緩慢，產業架構開始縱向橫向整合，產品策略向后延伸，品質提高。生產模式為代加工生產高檔產品，并出現原創設計和向打造自有品牌發展。主要產品為化纖紗、布、成衣，成衣、家用、產業用紡織品呈多元化發展。化纖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增加，成衣類不但出口大幅下降而且進口快速大規模增長，本地產業的競爭優勢轉為中檔化纖和高品質流行產品和科技含量高的紡織品。專業市場規模大且數量眾多，市場細分程度和開發程度非常高，產業策略為持續升級和產品、區域上的多樣化。

第五階段是創意整合。達到這一階段的國家大多為先進工業化和后工業化國家，本國的競爭優勢產業是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高質品牌、創新產品及服務，高科技紡織品的產業。產業結構經過橫向且更為優質的實際整合，將創意功能和設計元素從生產制造分離出來，進行原創設計和品牌的市場化，具有世界頂級技術并向全球擴散，產品更注重高端品牌和品質及時尚流行元素，高端織造及定制訂單為主要的發展方向。產品以完善的技術和流行的纖維紡織服裝產品的大規模出口為主，進口也是大規模全方位的纖維、紡織品和成衣的進口，具有規模大、高檔、高度細分等特點，是完善且高度開放的市場。

從以上紡織制造業發展五個階段定義看，總體產能及產業質量走勢概括為：“低質低檔起步”→“低質但數量騰飛”→“中低檔但數量達到頂峰”→“中高檔但數量下滑”→“高檔高端但數量有限穩定”模式，我國或應處于第三階段的末、第四階段初的水平。

與世界上的老牌紡織大國相比，唯一不同在于中國是人口及資源大國，內銷占有很大比重。在馮莉萍、沈漪一篇對Peter kilduff教授的專訪文章《貿易關系平衡新思路》中，Peter kilduff教授認為，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優勢一方面在于勞動力資源，這不僅僅是指勞動力成本的優勢。與孟加拉國和中東國家相比，他們的勞動力成本比中國更加低廉。但中國所體現的是勞動力素質，不僅是指技能，還包括一個國家已經建立的勞動傳統和勞動氛圍。世界上有一些國家的工人，在掙取工資足夠其在未來半年或一季度生活所需時，那么在未來這半年或一季度中，他們便不再出去工作。這種行為會讓外商難以穩定在該國的生產經營活動，同時，技工的斷檔使得生產企業需要不斷支付高額的培訓費用。所以說中國在勞動傳統、激勵機制和勞動生產效率方面都有絕對優勢。

對中國紡織制造業的發展，數年前Peter kilduff教授就做出如下分析：“中國紡織品最大的發展優勢，在于它擁有最廣闊的市場及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所有的國際競爭優勢都建立在國內產業的發展基礎之上。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將提供產業發展的空間，這種理念可以用學習曲線來解釋：一個國家在大規模的生產過程中不斷積累經營，學習提高，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就會隨之降低，也就是說中國由于市場需求量方面存在優勢，可以通過大規模持續生產，強化其勞動力成本低優勢。另一方面，中國的紡織品纖維等供應非常充足，紡織品未來幾年最大的轉變是由全球分散采購向垂直供應鏈整合，過去在A國生產紗線，在B國生產面料，在C國生產服裝，然后在D國銷售的傳統供應鏈模式缺乏效率，今后若采用在中國生產紗線、面料、服裝，然后在某國銷售的垂直供應鏈模式，或許不久之后，中國會成為織物后整理、人造纖維等方面的領頭羊，或將與日本50年前以物美價廉的商品開拓市場，最后通過技術方面的投資實現產業升級類似。

遺憾的是，由老牌紡織國家興衰分析出的結論及預測，給中國紡織制造業畫出的這張“香噴噴”、充滿誘惑的“餅”，或將被特朗普的“重振制造業”和消除中美貿易逆差的“逆”紡織制造業歷程所涂抹掉。

第五篇 歷年來國際貿易規則下的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概況和貿易順差

新中國成了后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而且更是到1979年7月，才簽署了中美貿易關系協定，1980年2月1日起正式生效，兩國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但是，不久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便開始了：

1979年，美國單方面宣布對中國七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

1983年，美方織品貿易協定談判時要求降低年增長率，中方沒有讓步，談判破裂。美方宣布對中國紡織品實施新配額，中方則宣布減少或終止購買美國棉花、化纖和大豆。最終于當年9月達成第一個紡織品貿易協定《多種纖維協定》（MFA）。

1987年，中美共達成3個紡織品貿易協定，對我國紡織品配額限制品種由最初的8種擴大到87種，覆蓋了輸美紡織品種類的85%。

1990年代，中美已經簽訂了5個紡織品貿易協議，而且美國人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多次單方面違背協議扣減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配額，還數次發起反傾銷調查，貿易摩擦不斷。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但美國對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配額政策并沒有改變。

2002年9月5日，美國紡織品協會以中國價格競爭為由對中國5種紡織品實施數量上的選擇性保護措施。

2005-2008年間，美國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中建立美國紡織品進口安全閥，規定如果中國某一類紡織品對WTO成員的出口激增“擾亂市場“時，WTO成員可臨時實行限制。

2005年1月1日，紡織品出口配額取消，中國紡織品出口能力短暫釋放。但美方為了保護本國利益，頻繁啟動WTO允許的242特保條款加以限制。如從5月23日起，對中國棉針織襯衫、棉制褲子、內衣、精梳棉紗、男梭織襯衫、化纖針織襯衫、化纖褲子、胸衣、其他化纖長絲布等設限。

2005年11月8日，中國商務部與美國在倫敦簽署了《紡織品和服裝貿易諒解備忘錄》，貿易爭端暫時獲得解決。我國從此進入后配額時代。當時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分析報告顯示，取消配額后，只要各主要進口國認真執行紡織與成衣協定，或許2008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在全球所占份額將比2002年提高6-7個百分點，紡織品出口總額或將占全球的30%。紡織產能進入快速擴張時期，直至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在內的多數國家自顧不暇，暫時無法顧及紡織品貿易，期間較大的貿易糾紛暫緩，直到特朗普時代。

加入WTO后，特別是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業得到飛速發展，但也給紡織業帶來投資過熱的隱憂。當時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稱，紡織品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成本。行業投資過熱，必定形成對人員、原材料等成本的過熱，引起價格上漲，抵消出口的價格優勢。而且，產能導致產量的井噴，將導致價格競爭性下跌，倒逼行業洗牌。

與此同時紡織貿易順差多年持續遞增，成為外匯收入和儲備增長的重要來源。按照美國政府當時的說法，自2000年以來，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美對中持續增長的逆差，必將加劇日后貿易摩擦的發生的頻率和程度。

附圖：歷年來中美貿易差額表

以上所述，均是國際貿易規則下運行多年的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歷史。

然而，這次卻與以往大不相同。商人出身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糾結的是貿易國之間順差與逆差的利益平衡甚至均等，不但打破了以往所有的貿易規則和全球各國、經濟體間的互補功能，甚至威脅美國將退出世界貿易組織，毀掉以往多年全球多數國家和經濟體艱苦磨合達成的貿易框架。

結束語

美國不按游戲規則出牌的新動態，或將給中國紡織品服裝等商品的出口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困惑，一定程度上加速中國紡織業制造業走向后續的質量提升數量大幅削減的發展階段。

同時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一個與當年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類似的人口大國——印度，其國內當前經濟狀況，依托紡織業起步或正當其時。如果我們繼續靠“世界工廠”、“大陸貨”的思想，走低端粗放的經營路子，這條路或已遭印度等國封死了，行不通。

也許中國紡織服裝業不會像英美日那樣增幅過快走向衰落，但也會有相當程度縮減，因為人口大國的消費問題和環保要求日益提高，維持一定規模并提升質量結構和品牌，定位于中高檔應是最佳選擇。對紡織產業鏈來說，中高檔產品品牌化路線，帶來的或將是對棉花等天然纖維消費的縮減和質量結構的提高，功能性纖維和高附加值產品的需求逐步增加，未來的國內生產或將定位于中高檔優質品牌化產品，低端和高端需求依靠進口的局面。產業鏈各方應及早做出預判并做好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