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Business of Fashion時裝商業評論(以下簡稱BOF)發布了由Kate Abnett撰寫的《為什么時尚界的年輕創意人才正在“逃離”紐約與倫敦?》一文,論述了由于紐約、倫敦的較高生活成本導致年輕設計師紛紛逃離的現象。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時裝從業者也有著類似的遷徙潮:北京,這個歷來強調文化底蘊的城市,盡管仍舊是內地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場,但卻悄然面臨時裝人才的流失——隨著零售、媒體等行業的收縮或轉變,越來越多原本立志要扎根北京的時裝行業人員開始轉移上海。近年來,從獵頭圈到朋友圈,“啊?他不在北京了?去上海了?”這樣的聲音愈加增多,而語氣也從起初的驚訝逐漸轉變成了平淡的敘述。
和BoF“逃離大都市”的出發點略有不同,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不相上下,后者甚至更高:根據英國The Economist)發布的《2016年度全球生活成本報告》,上海與東京并列全球排名第11位,而北京則排在31位。那么到底是什么讓國內的時裝從業者決定棄北南下呢?是因為上海作為眾多品牌在大中華區的根據地的緣故嗎?是地域印象里這座曾經是十里洋場之都的歷史魅力嗎?上海相較于北京的城市便利性?亦或是對于現狀不滿的人心中執迷的一個烏托邦式的避難所?
“工作機會多呀!”
“為什么搬去上海?”
“工作機會多呀!”
在某精品皮具品牌擔任VM(視覺陳列)部門經理的Alice,3年前從上海搬到了北京,原因很簡單,上海的相關工作機會明顯更多。“上海目前關于Fashion、奢侈品的工作機會的確比北京要多,雖然銷售下滑,但過去幾年內,品牌在中國的企業工種構架已經基本完全和亞太、歐洲接軌了,而且管理模式也從過去亞太區負責,到如今內地公司直接向總部匯報,導致VM、Merchandising(商品部)都需要本土的in-house員工,因為大部分品牌的辦公室都在上海嘛,自然比北京的工種要多。北京的話,更多的是銷售、或者需要駐店,負責北區業務這樣的角色。對高級職位的需求主要來自地產公司旗下的商場、或者SKP、老佛爺這樣的百貨公司。以前由于時尚類媒體、明星大多數在北京,所以也有客戶會在北京單設北區PR辦公室,委托我們找人,但現在可能是因為預算在縮小,我們目前手上北京的職位比以前少了很多”,從事獵頭工作的Linda講。
上海的靜安寺一帶,從會德豐到恒隆廣場,聚集了絕大多數頂級奢侈品、時裝品牌在華的辦公室
Alice忘不了2010年冬天時,位于北京太古里北區的I.T Beijing Market開業派對的那一晚。那時,她剛從香港搬到北京不到一年。“我其實之前很少來北京,出差也不常來,但那年因為有工作,我就決定從香港搬到北京嘗試做一年。我記得那時候人生地不熟,但北京給我的感覺還是很可愛的,和我去過的大部分內地城市都不一樣。那時候北京的fashion events也很多,I.T Beijing Market開幕那晚上,整個三里屯都亮了,那么多人來,你真能感覺到那種興奮——這在當時的香港可能都不常有。”
她還記的當年出了首都機場,便直奔新東家連卡佛——這家位于北京西城金融街的香港老牌精品買手店,在過去曾幾度試水內地市場均以失敗告終,但當2007年再度北上時,整個京城的時髦人兒都沸騰了。不僅是連卡佛,同年4月份開業的新光天地(現已更名為北京SKP)也撼動了國貿、燕莎、賽特的地位……那是中國奢侈品、時裝業進入黃金時代的標示,同時也帶動了人才的流動引入。而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更開啟了這座古城的新生命。時隔9年,對比2013、2014年才開業的上海及成都連卡佛,北京金融街店鋪卻顯得有些落寞。
上海,自歷史上便是眾多國外奢侈品、時裝品牌在中國的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前,連卡佛就以“泰興公司”的名稱揚名上海灘),但北京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覷:從1979年Pierre Cardin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時裝秀、1985年5月6日開幕的“伊夫·圣·洛朗作品回顧展”、1992年位于王府井半島酒店的內地首家Louis Vuitton店鋪開業到過去十余內年Chanel、Prada、Dior在此舉辦的時裝秀等,京城獨有的文化氣質不僅吸引著天南海北的文人墨客,同樣吸引著外來的時裝品牌和相關人才——在早先我們對COMME des GAR?ONS International、精品買手店Dover Street Market的總裁Adrian Joffe先生的采訪中,他也就與I.T Beijing Market店鋪的選址有特別要求:“我和I.T說想在中國內地開Dover Street Market,他們說那就開在上海吧,所有品牌都會先去上海,我說不,要開在北京”。 RET睿意德地產咨詢機構的創始人張家鵬亦認同北京的標志性意義:”比如說你要做一場秀,你至少在故宮或者在長城,或者就是能代表這個國家的地方。但換到上海,你在多高的樓上搞都沒有意義,因為在具有國家級標識性的文化遺產上,上海沒有北京那么有分量。”
北晴爽,南陰俏
但故宮、長城再雄偉,卻也和普通老百姓過日子沒什么直接關系。Alice在北京的第一個家,是在二環內的胡同里、由房東改造的一座民房:“那個時候和另一個香港來的同事一起找到的,那個時候覺得住在胡同很好玩,覺得這就是北京的特色嘛”——如果說小胡同、大馬路是北京的特色,那么洋房、小街道則是上海給外人的第一印象。相比北京集中扎堆的商圈和生活社區,上海顯得分散許多:“在上海做活動找地點要比在北京的選擇面多很多。在北京,遇上活動高峰期大家就要搶那幾個地方,現在到了上海,選擇的范圍要寬了不少,而且上海的交通啊、氣氛啊,比現在的北京也要好很多——以前我們要是沒轍選了稍微遠一點的活動場地,或者根據客戶要求選了那些二環內的有點老北京氣息的地方,媒體也有抱怨,說怎么選了這么個地方,又堵車又不好停車,來回路上得一個多小時……”在某PR代理公司任職的Tracy去年從北京搬到了上海,理由和Alice一樣,這里的工作機會更多。而且,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她,早就對上海的便利性有所羨慕。
“我以前也覺得在哪里待久都一樣,另外我是北方人嘛,北方人就算沒去過上海的,骨子里耳濡目染地也認為上海排外,但上海比北京生活方便那是不爭的,北京的日子就是在各種app里度過的。在上海打車,uber、滴滴司機會抱怨淮海路怎么那么堵,因為我手機號沒換,還是北京的,所以他們有時候會問我北京是不是也那么堵呀,我心里就笑了,我說您要覺得上海這也算是堵,那北京您肯定得憋出神經病。我現在住的地方和公司很近,雖然房租貴一些,但交通費省了不少,我每天可以走路上班,沿著巨鹿路、常熟路走走,看看周邊的小店和街上的樹,感覺比在北京舒服很多。另外上海沒有北京那么那么大,周末我可以就近在安福路啊、五原路的餐廳和朋友吃個飯,或者在樓下菜場買點自己做——我不覺得在上海生活,需要買車了。而且在上海買車,雖然那塊鐵皮貴到爆,但對外地車的限制并沒有北京那么苛刻,不讓我上高架我就在選別的路。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管控,但外地車牌是不是也是國家承認的合法存在,憑什么在北京就要那么極端對待!?”
搬到上海之前,Tracy在北京完成了她從職場新人到中堅力量的過渡,經歷了早起擠地鐵、比公共汽車還難等的出租車到網絡約車的轉變:“如果沒有Uber、滴滴,我想我會更早離開北京。北京想要生活得decent(體面)點太難了,因為不光取決于你賺多少錢——我搖號買車搖了四年了,買房咬牙也只能買到五環郊區外;租房你雖然能住得近一些,但租金越來越高,雖然上海房租也不便宜甚至更貴,但同價位來說,要比北京的條件好不少。”盡管年初的火爆房市讓上海出臺了和北京一樣的外地人需連續繳納五年社保個稅才能獲取購房資格的政策(過去為兩年),但Tracy說她短時間內不會考慮買房了,自打離開北京,她恍然大悟了,以后還指不定會去哪呢!
Tracy走在長樂路上,雖然按她上海的朋友的說法,這里早已經沒了昔日的風采,但她卻滿不在意:“很多人說上海比北京洋氣,但這只是個籠統的概念。以前在北京,我們都盼望大晴天;上海畢竟是南方,陰天多一些,開始不習慣天總是陰的,有太陽時也不像北京那么透亮,到了梅雨天雨水又多又潮,但久了我發現也挺喜歡這種陰天的,讓人覺得比較安靜,走在街上,聽到的最多的是羅森、全家便利店的門鈴聲——我曾經覺得我會放不下北京的一切,但現在看來,不牽扯什么放不放下,只要生活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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